昨天熬夜把災區的採訪筆記整理完了。其實早該整理,但因為自己角色的多元(既是閱聽眾,看電視新聞即時瞭解災區現狀;是研究生,企圖用新聞學的角度批判媒體在風災報導所扮演的角色;亦是未來的新聞媒體工作者),難以決定分析的角度,遲遲沒有下筆。

這次的災區經驗給我很大的思考和反省空間,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的瞭解什麼是記者的生活、工作樣貌,以及我能否適任。

一直以來,我對記者工作懷抱著期待和夢想,我一直覺得記者這個工作很重要,他擔負了訊息傳遞的角色,幫助閱聽眾篩選資訊,在最短時間、最適切的角度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,不僅作為中介者,同時亦是主動積極的、調查性的、善於懷疑的。(而這樣的媒體工作者才有資格成為監督的力量,才能成為「第四權」。)

因為這個緣故,我曾經覺得媒體工作者是可敬的,是值得投入的工作。但近幾年,我的夢想常常為長輩所嗤之以鼻,最直接的評論是:「現在的記者都是社會亂源,都在亂報,不是嗎?」

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?  我以為有太多因素導致今日的媒體現狀,這不僅僅是記者本身的修為問題,同時亦是結構的、大環境的、社會文化的問題。(而記者是最顯而易見,最直接招致批評的)

隨著記者到旗山國中採訪的這幾天,生理和心理都遭遇一些折磨。我相信那些和我一起或站或坐或克難的蹲在操場上、曬著烈火似的太陽的記者們,和我一樣很不好過。甚至他們比我還慘,因為他們必須在時間壓力緊迫的狀態下,完成每日的新聞採訪量。

災區的狀況太多太多了,長官可能要你挺進受災部落,去拍別家電視台拍不到的畫面(或是別家都拍到了,你沒有理由不挺進、不去拍);不時會看到災民流淚、哭喊、下跪陳情的悲情場面,而記者必須善盡職責的問一些問題(諸如「你親人都還沒被救下山,你的感覺如何?」或是「這是你阿公的死亡證明書,可以拿著然後和我們連線嗎?」);可能會看到直昇機運載著裝在屍袋裡的屍體(某個挺進新開村的記者還告訴我,村裡因為缺少屍袋,所以暫時把屍體放在商店賣冰的冰櫃中),這種一般人平常難以接觸、或是刻意避免看到的景象,記者都必須經驗,同時冷靜(或者說是無感)的把這一切都記錄下來。

我對於記者的「無感」多少有點生氣。總覺得不該這麼麻木,就算已經經驗太多類似的案件,或是對他們來說「報導災害報導都差不多,只是死亡人數多寡不同」,但這畢竟是人命關天,畢竟關係著許多人的生離死別,怎麼能這麼漠然以對呢?同時我也期待他們多作些對災民有利的報導,例如如何走出災難的創傷(而非一直問問題、在傷口灑鹽,或是執著於「踢爆」官員理髮和吃父親節大餐),或是更具批判性的追蹤災難發生的可能原因、即時有效的監督政府等。

我和中正傳播系的羅老師提到記者的無感,他說,那是一種必要的「神經大條」,如果不這樣的話,他們無法冷靜的完成自己的工作,無法達到上級交代的任務,而作為訊息的中介角色,他們不該只是憐憫、同理於災民的情緒,同時也必須確實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而長期關注創傷新聞研究議題的許老師也提到:記者的創傷是潛在的、不自覺的,且深深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和作為的。

當我問記者,「看這麼多生離死別的場景,有什麼感覺」時,他們幾乎都告訴我,「因為看太多了,所以習慣了,久了就麻痺了」,儘管對某些新聞場景會有感觸,覺得鼻酸,但新聞還是得照做、鏡頭持續偷拍災民哭泣的臉、想辦法挑動災民的情緒來換取更好的新聞畫面。

當我問記者,「參與災難新聞的報導工作,心理有受創的感覺嗎?」,他們多半無語,想了一會兒都說「沒有感覺」、「沒有創傷」。或許是「創傷」一詞用的太重,鮮少人願意承認自己「真得受傷了」,不想「示弱」吧。但這也同時彰顯記者在面對情緒排解時的孤立無援,他們無法訴說、無法坦然面對內心的感受(強迫無感)、無法說自己想說的話(聽命於長官,甚至做出違背倫理、道德之事)

記者在採訪時總是特寫哭泣鏡頭、容易被聳動的新聞素材吸引,哪裡有新聞畫面,哪裡就值得駐足、值得多拍一些畫面,說他們是嗜血的肉食性動物也不為過。但他們真得願意如此嗎?所有閱聽人覺得「這是什麼蠢問題」的問題,他們難道真得不知道這樣的採訪方式有問題嗎?他們難道沒有力氣、立場去質疑長官的決定,或是勇敢的不要遵守嗎?

我覺得總是服從長官,長官怎麼說怎麼做,缺乏自己想法或批判能力,或是整天守在新聞現場「等」新聞自動發生的記者,不是一個有勇氣的記者;但當我看到記者冒險挺進災區、差點被泥流沖走,儘管人在泥流中載浮載沈卻還緊緊抓著攝影機(簡直像是不要命也要顧好機器的姿態),我又覺得這樣的記者「太有勇氣」。

我想這種為了新聞(為了機器)連命都不要的勇氣,來自於跑新聞成就感的追求,同時也因為媒體產業中勞資雙方不對等關係所致。所謂的成就感乃因記者授命挺進災區,雖然長官的命令不可不聽,但更進一步督促他們完成作業的是「想要拍到好畫面」、「想要做條讓人印象深刻的新聞」的意念所致。為了達到目的,為了搶得獨家,所以儘管路途危機四伏也值得前往。(就我在旗山國中的觀察,記者幾乎人人身上都帶著傷,手和腳都髒兮兮的,看得出操勞的痕跡)而所謂不對等的勞資關係則在於「機在人在、機亡人亡」的不合理狀態。攝影機對攝影記者來說,可能是比命還重要的資產,所以他們不管到哪都會小心保護機器,深怕機器受損負擔不了賠償的重擔。但我看著新聞畫面中那個差點被泥流沖走的記者(畫面中的攝影記者在泥流中漂流,四個壯漢抓都抓不住,真得差點飄到下游去了),就算他身處生死交關的處境,他還是緊緊抓著攝影機。

機器,真得有人命重要嗎?但記者已經被訓練的如此的「不怕死」,我如何能跳過媒體生態、產業的結構問題而批判他們「無感」或是「冷血」呢?

有趣的是,記者們也意識到資方的「變態」。某台的記者針對記者人身安全議題的閒聊中,就曾說到「應該讓長官看看這些畫面」,他們也瞭解,這樣的新聞畫面不啻為「消費同業的傷亡」。但這些對話終究只是「閒聊」,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直指問題的核心,重建災難報導的必要性、專業性和安全性呢?

我想問題要解決並不容易,尤其在「收視率掛帥」的電視媒體間更是如此。因為要搶收視率,所以記者得挺進災區,最好是挺進「都還沒有媒體進去過的」部落,滿足觀眾「知的權利」;為了收視率,所以要拍聳動的鏡頭,要能激發觀眾的情感,所以特寫災民哭泣、無助的臉;為了收視率,儘管災區現場沒什麼最新的消息,也必須盡量擠、勉強擠出一些具爭議性的話題(以滿足新聞量、連線需求),但這種新聞卻常因記者判斷不足或沒有時間查證,而流於斷章取義,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或是麻煩。

接連幾天的觀察下來,我常常想問:「為什麼每台新聞台的新聞都一樣,他們都在等一樣的新聞來源(如藝人勘災、李連杰探視災民),甚至連拍出來的畫面都差不多,那麼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記者守在這裡呢?乾脆統一派一兩組記者,然後資源共向、畫面共用,把人力投注在更應該投注(如擔任賑災義工)的地方算了!」

但我想歸想,各台的記者還是熱鬧的齊聚在一起,做著類似的新聞、拍著千篇一律的畫面和運鏡。值得一提的是,某台的記者問我:「妳覺得災區有這麼多記者,有必要嗎?」,我老實的回答:「不需要」,並反問他,結果他回答我:「待在災區無用阿,又不會因為我待在這裡就多一個生還者!」

那麼,究竟記者的功能是什麼呢?為什麼他們需要待在災區?

就我的觀察,我覺得這次媒體扮演了「救人」的角色,也許是政府延緩救災或是神經大條,所以災後重創的頭幾天,媒體的確扮演了一個傳遞災民心聲、披露災區慘況及激起台灣人民互助合作(送物資、捐血)的管道。我第一天到旗山國中的時候,就看到整村失聯的梅蘭村民透過媒體的鏡頭控訴政府救災無能,災民懂得畫海報、寫標語,也漸漸習得激情的技巧吸引攝影機的注意(哭、大聲喊叫、下跪),媒體的傳播力量是可怕的,在新聞播送的短時間內,就能形成大眾的輿論壓力而間接主導了政府的救災應變策略,所以我說媒體的功能是「救命」的,他幫助了那些需要受到注意的災民。

但,立意雖然良好,作法卻值得商榷。再以梅蘭村的災民為例,風災過後的第八天,仍然有災民家屬死守家園不願撤離,有村民大聲的質問旗山分局長,為什麼直昇機遲遲不帶他們的親人下山。因為爭執的聲音有些大,所以我有注意,並且告知記者「那裡有狀況」。但是記者卻回我:「這種事情每天都有,每天都有人說自己的親人沒被送下山,所以這不是『新聞』」,於是他們聞風不動。但僅僅過了五分鐘,同一批抗議的災民高舉海報,派出一個哭的柔腸寸斷的小妹妹當著鏡頭哭泣、對家人喊話,激動之處全體家屬下跪陳情,這時候每家電視台都圍過去了。他們苦等的畫面就是這個:聳動、情緒性、抗議和激情。

這依舊還是用「收視率」來思考,所以需要「好」的畫面,需要「引人注意」的新聞題材。我不免殘酷的想,這些媒體記者就好像來災區「蘸蘸醬油」,看似站在災民這邊(監督政府救災不利),但實情是為了拍出新聞,只要有新聞就好(無論有什麼方式取得),而災民的情緒、反應、心聲,不在他們的工作範圍以內,工作時間結束拍拍屁股就閃人了。

所以當我看到李連杰面對採訪的女記者說:「怎麼不來幫忙搬物資呢?」順帶將物資往女記者身上送時,我覺得特別痛快。李連杰也許不知,這些記者當天等了一個整個早上,拼命想確認李連杰抵達旗山的時間(以確保能拍到最好的畫面),而功夫皇帝竟然不給採訪,希望他們幫忙「搬物資」。

我多少理解記者在面對工作時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,他們傳遞的訊息的確很重要(前提是訊息無誤),也幫助電視機前的觀眾瞭解災情、提出適當的協助。如此的媒體是善的,記者的工作是可敬的,但當所有新聞媒體都在做同樣的新聞、拍同樣的畫面、傳遞同樣的訊息,我不免要問,為什麼不把這些資源放在更有意義的地方,儘管只是挽起袖子幫忙搬物資,也會比站在災區「等」新聞畫面還要好阿。

我的內心不斷湧上質疑的聲音,一面觀察這些媒體大哥大姊採訪新聞的方式和態度,一面問自己:「我適合走這一行嗎?」

這樣的自問無疑是對我一路的傳播求學過程的重大質疑,如果我不適合、不喜歡、不願意,那麼我之前的努力又算是什麼呢?

當中央社的社長問我:「妳為什麼就這麼想進媒體?」時,我懷抱著熱忱回答:「因為那是我長期追逐的夢想」,我想起我的災區經驗而有一絲絲的不確定感。

或許也是長期受的教育影響了我,讓我習於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電視媒體的工作,也許這份工作沒有我設想的如此險惡;而我也總是容易被「感動」、容易被別人的情緒影響(所以我很難想像我該如何跟災民互動),所以也許是個人本質的問題,而這終究是一個「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」的工作環境。

所以,以上的媒體觀察和批判,我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,一個還沒有真正踏入媒體工作的研究角度出發,也許發言是狂妄而不知媒體工作疾苦。但總是我一些個人觀察和自省的聲音。

我所能期待的,就是日後我成為媒體工作者時,我能絲毫不忘記我曾想過的、反省過的、寫過的。 

 

ps 我在災區沒拍什麼照片,每次拿起相機都有一點心理障礙,所以文章上的這張照片是蠻遠的距離拍的,品質不好,請多包涵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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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ireforyoung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1) 人氣()


留言列表 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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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jonyung
  • 我必須要說,我看完之後很沉重
    不知道是所謂的同理心作祟,還是苦記者與災民不同之苦

    以我一個從來不把新聞工作當作未來選項的研究生觀點來說,就像我們曾經討論的,連拿起相機都覺得自己的鏡頭很殘忍,我們不在那個結構中,沒有麻木到無感,而這無感,也並非她們所願,之前去電視台做問卷,每份答畢的問卷我都在檢查漏答的同時瀏覽了他們的答案,無感的現象普遍存在,尤其是社會線,讓我想起實習那天差點就要跟著她們去榮星花園拍浮屍。

    經歷過這些之後,或者我該說,在媒體如此巨變已不同於以往媒體型態的當下,如果你依舊堅持著從事新聞工作,將之作為夢想的實踐,我期許,在上級壓力施與你肩上的同時,能記得曾經的澎湃熱血和新聞使命與價值,我始終相信,每個新聞工作者在從事新聞工作之前,都對自己有著十足信心,只是現況逼著他們妥協、低頭、讓步、麻木,最後無感。

    而你,不會允許自己這樣的吧

  • 我會時時警惕自己,不要做我不想要成為的那種媒體工作者。

    某種程度上,我可以理解他們的無感,也覺得他們身在其中很可憐。

    但這樣的媒體生態不能繼續惡化下去,所以老師的創傷研究有其必要,期待能藉由學術來調整一些業界的狀態(雖然這麼說起來好像有點太過理想性),但總歸還是要有一些夢想和期許。

    claireforyoung 於 2009/08/21 22:17 回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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